□本报记者 卢铮 
　　
　　去年9月以来，“减顺差”已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财税、汇率、出口政策调整等“减顺差” 措施多管齐下,抑制外贸盈余。但实际情况却是，顺差并无明显收窄迹象。仅今年前8个月，我国贸易顺差已达1617.58亿美元，离去年全年1775亿美元的水平仅一步之遥。

　　贸易顺差为何不降反增?专家分析，主要有以下因素。

　　首先,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力，抵不过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央行此前发布报告称，本轮全球经济扩张周期，很可能成为3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周期,外部需求强劲。在刚性需求下，面对新一轮初级商品价格上涨的国际成本压力，以及工资增长、土地租赁费、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汇率变化等带来的国内成本压力，中国出口商品的涨价幅度仍低于其他国家，这表明成本压力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的竞争力。相反，在生产效率提高的推动下，中国工业的利润率仍然持续原有的上升趋势。

　　尽管次级债危机影响有可能使美国经济衰退，但中国商品出口受此冲击有限。一方面，中国对美出口比例在逐渐下降，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地区。1—8月，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31.3%，远高于对美国16.7%的增速。而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在一定阶段仍将具有价格优势，即便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对廉价商品仍会保持强劲需求，中国商品对美出口未必会出现较大萎缩。

　　其次，目前影响贸易的税收措施，对于调整外部失衡收效并不明显。综合来看，国家对外贸行业政策总体思路是，在继续保持外贸适度增长的基础上，着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加快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在增长目标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由此，目前调控顺差措施主要依赖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以改善进出口产品层次结构。同时税收措施的“时滞”障碍，也使得调控效果难以短期显现。     

　　还应看到，目前贸易顺差过大是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尚未到位的表现。高额顺差一方面是国际产业转移、产业分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国内储蓄过高、需求不振的外部呈现。因投资高增长带来的产能扩张，已进入集中释放期，由于生产能力难以在国内消化，出口成为不少企业产能释放的主要通道。

　　不难看出，高顺差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外在症状，却不是病根所在，要治顺差的“顽疾”，根本上仍然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从生产方面看，仍需要加速从工业生产向服务业增长转变；而在需求方面，则要求一定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这就需要增加旨在完善社保体系、医疗体系及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拉动内需；对于过快膨胀的资本价格，也迫切需要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控；而降低能耗、提高效率、还原出口商品真实价格，更应是“减顺差”的应有之义。（中国证券报·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