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1月份情况看，由于一系列偶发性因素的存在，其直接的政策参照含义需要谨慎判断。而在目前的内外部形势下，管理层无法、也不可能轻易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向。秉持从紧货币政策取向，至少可以在心理层面对市场参与者形成明显的预期暗示，以避免形成“一放就乱”的负面结果。但同时，在具体紧缩力度和工具选择上，因时因势调整已是必然趋势，否则硬着陆的风险同样很大。

　　1月份各项经济、金融运行数据陆续公布，而各项数据都指向了同一个字眼———“新高”。PPI涨幅为6.1%，创出三年来新高；CPI涨幅更是达到7.1%，创下11年来新高；之前公布的新增贷款规模甚至达到了8036亿元，创下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宏观数据集体创新高，带来的是人们对宏观经济趋热态势的担忧，以及调控政策进一步紧缩的预期。

　　有关经济趋热的问题及对策，一直都是各界的关注焦点。去年11月和12月的相关数据显示，紧缩货币政策效果已开始显现，新增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增速都有所放缓。相形之下，今年1月公布的这些数据似乎表明紧缩性调控政策效果并不乐观，下一步更加紧缩的政策出台俨然已是“跃然纸上”了。

　　这样的推论固然符合“由数据到政策”这一直观的调控思维逻辑。但是，数据虽能够客观反映经济状况，但却无法自行平滑掉其中的偶发性因素，反而可能因这些因素被无意中放大。因此，相关数据固然应引起调控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对于数据本身的真实含义也应做出理性判断。仅就1月份情况看，由于一系列偶发性因素的存在，其直接的政策参照含义需要谨慎判断：

　　其一，中国农历春节的变化因素。众所周知，每逢春节之前中国民众必然要大量采购年货。这一刚性需求自然会带动现金等货币需求和消费需求明显增加，从而也会引起宏观经济数据发生变化。但是，阴历春节在阳历纪年中的时间却是变化不定的。去年春节是2月18日，而今年春节是2月7日，这就意味着大量年货采购的货币需求由去年的2月份提前到了今年的1月份。由于两年同月数据具有明显的不可对比性，导致了今年1月份货币同比供给量和CPI同比涨幅的上升。

　　其二，今年南方地区突发的暴雪灾害天气，令现金供给遇阻，而救灾应急和灾后重建工作对资金的需求又大幅度增加。对此，央行还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加大相关信贷支持力度，以及实施贷款展期等措施。由此导致的货币资金和信贷供给明显增长。此外，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农产品和食品运输出现严重障碍，部分地区的生活必需品出现较为严重的供不应求现象，物价也因此明显上涨。

　　其三，去年确定从紧的货币政策基调后，商业银行年末的贷款发放规模明显减少。在行政性贷款管理政策下，部分地区和领域出现了明显的贷款困难现象。但是企业的资金需求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因此，在今年新的贷款年度开始后，去年年底被压制的贷款需求出现了集中爆发，而商业银行出于盈利目的也会加大贷款投放。这也就导致1月份新增贷款和货币余额都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由此可见，诸多偶发性和阶段性因素集中在1月份，这导致1月份数据直观反映的经济状况出现误差。为避免这一误差，需要对相关数据做出平滑处理。比如，把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金融数据合并计算后可以发现，两个月M2平均增速为17.83%，M1平均增速为20.87%，贷款平均增速为16.42%。这些数据均低于去年11月份的数据。这就表明宏观经济实际上并未显现出异常的过热迹象。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在根据1月份数据确定宏观政策工具选择时，理应对于这些偶发性因素做出适当修正。

　　当然，从全年走势看，尽管各方对于从紧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的看法不绝于耳，但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期望从紧的政策基调出现较大变动并不现实。从长期看，宏观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并没有明显降低：首先看物价，PPI增幅加大预示着未来数月CPI涨幅仍有上行的可能性，再加上翘尾因素和食品供求关系难以根本改变等，物价上行压力并没有缓解；从投资领域看，今年是地方政府换届选举的首个年度，行政制度内生性投资需求非常旺盛，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可能性很大。但另一方面，因为海外经济形势变化，的确存在紧缩政策与海外经济衰退双碰头的可能，因此对于业界关于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两厢矛盾之下，需要的是技巧性极高的政策导向与操作工具。显然，在这样的内外部形势下，管理层无法、也不可能轻易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向。秉持从紧货币政策取向，至少可以在心理层面对市场参与者形成明显的预期暗示，以避免市场参与者误认为政策效应落定而引发报复性的市场反应，形成“一放就乱”的负面结果。但同时，在具体紧缩力度和工具选择上，因时因势调整已经是一个必然，否则硬着陆的风险同样很大。具体的操作原则包括：总体紧缩力度较为温和；少动用加息等总量政策工具，多采取针对性更强的存款准备金和定向票据；强化汇率政策的作用等等。

　　可见，不仅是1月份的数据和政策决策存在需要矫正的问题，即便是在落实从紧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下，如何针对宏观经济背后的具体微观现象做出合理的政策安排，也是一道技巧性非常高的题目，简单化的“CPI涨幅偏高即加息”的政策思路理应被彻底摒弃，而应当多给予市场内部自我矫正的机会，依据长期趋势变化做出政策判断。

　　（作者为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评论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