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份，剔除两个受价格管制的行业，其它工业企业利润大致增速为37.5％，较去年前11 个月还提高了近4 个百分点。如果真正认清了中国这一轮通胀压力的主导因素源自于成本推动，那么当下的中国是否真需要在经济增长和通胀压力中，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便成了一个“伪命题”。

　　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用牺牲企业需求（特别是中小企业成长）做代价，用戳破资产泡沫、消灭社会财富的超紧缩政策，强行压制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信贷、投资、经济增速都掉下去了，但通胀依然很高，对于中国经济来讲，这样的调控成本，将是太高昂了。

　　尽管目前构成中国通胀压力的原因很复杂，但主导性因素是什么一定要把握住。这是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如果发生政策偏差，不仅防治不了通胀，反而会恶化通胀预期，使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

　　与上世纪90年代初因产品供不应求导致的通货膨胀不同，构成本轮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出现突出的产品供不应求情况。这说明通胀压力问题并不出在产品供需上，而在生产成本的推动上。

　　具体来看，有三方面表现。

　　其一，历史欠账要还。过去几年的低通胀，很大程度上是严重透支结果。透支了要素价格（煤、电、油、运、水、气等资源要素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透支了人口红利（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时间里，如果剔除通胀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透支了环境红利。既然是透支，迟早是要还的，否则只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经济失衡。

　　其二，透支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结构失衡，即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引致的国际收支失衡， 产生了反向“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因长期失衡累积的流动性过剩，首先推动的是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特别是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使得城市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的迅速上升，同时工业部门也开始产生加薪的预期。

　　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对农业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非常明显，国内农业部门产出越来越受到可贸易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所决定，加之美元泛滥所引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直接推升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因此，生产成本推动下的农产品价格走高是显而易见的。

　　价格传递的最后阶段必然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和地价的上升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种红利的消退。当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赶不上上述成本上涨的速度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倒逼着贸易部门制成品价格开始上涨来转移矛盾。我想，这就可能进入一个所谓的全面通货膨胀时期。这便是当下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通胀压力的逻辑主线。

　　其三，中国现在已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中国每年要消耗全球53％的铁矿石，全球每年新增原油需求的60％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现在的原油自给率不到50％，一半以上依靠进口。美元长期疲软，加之次贷危机将全球资金都赶进了商品市场中寻求避险，导致原油、农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成本急剧上升的主要推手。

　　以上这些因素，显然并非都取决于中国，如果美国不能担负起全球经济调整的责任，延续垃圾美元政策以转移次贷危机的风险。中国将面临长期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但就中国自身而言，想要有效控制通胀，关键取决于企业消化成本上升的能力，核心是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换句话说，在未来，要素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赛跑”将长期存在。

　　不过，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虽然严峻，但远没有国际投行最近预测的那么悲观。

　　大家都谈到最近公布的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至16.5％，觉得很忧心。但仔细分析，如果剔除受价格管制的两个行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以及电力，它们的利润分别下降了232％和61％）后，其它工业企业利润，大致增速为37.5％，较去年前11 个月还提高了近4 个百分点。

　　这一分析表明，尽管受雪灾、价格管制等扰动，实际上1、2月份工业生产状况还是良好的。这说明劳动生产效率加速进步的影响还在持续，说明企业微观面景气还在。

　　特别是机械设备、机电仪器等相对中高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仍然在加速（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35.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42.6%，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7.7%），吸收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相当强。

　　如果美国次贷危机缓解，将会有更多寻求避险的资金从价格高悬的商品市场撤离，重新吸纳在信贷危机中被抛弃的资产，如美元、股票等。这样过去为了对抗通胀而买进黄金、卖空美元的策略就会开始变化。

　　而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回落，对于那些吸收要素成本上涨能力较弱的行业来说，未来利润改善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在这一点上，国际投行的预测往往是短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