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滞胀+金融危机”特征越发明显的背景下，在政府关于经济政策的宣示中，“防止经济金融大起大落”的提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与此相应，关于贸易政策放松的声浪也有升高之势，国务院和商务部门高层集中赴沿海经济和外贸大省，也被部分市场人士视为贸易政策放松的信号。

　　在可预见的未来，出口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而人民币过度升值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有可能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急剧失速，从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乃至社会稳定产生严重负面作用。虽然前5个月我们的出口以美元计价仍然增长了22.9%，但这其中有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而且在这些出口额维持增长的背后是利润的显著衰减。随着时间的持续，从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也在上升，副作用上升到一定程度，调整的时期也就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政策调整的准备，一旦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传染、深化到一定程度，便及时调整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确属必要。

    然而，我们不可过度夸张外贸企业当前的困境，也不可无差异地一味要求放松贸易政策，以至于牺牲结构调整目标。我们必须看到，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外汇占款（指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编者注）已成为中国这类半外围、外围国家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一方面直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使得该国出口部门在资金供给方面赢得相对于国内部门的优势——即使中央银行的冲销操作使得所有产业部门都蒙受了银根紧缩的冲击，相形之下，出口部门的处境仍然好于单纯的国内部门，从而进一步激励了出口部门的优先发展，外汇储备相应持续增长，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也随之持续加大。

　　更重要的是，扩张性的总量政策往往会牺牲结构的提升，而结构一向是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大问题。我国出口以制成品为主，但利润微薄且利润多数归属外资企业，因此，存在贸易规模增长但对整个经济发展贡献减少的风险，成为一种新形式的“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扭转这一局面是我们不可动摇的目标。为此，即使放松贸易政策，我们也不应牺牲提升结构的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提高出口国内增值率，即出口商品国内增值率（并由内资企业完成）应当达到较高水平，并逐步提高，避免我国沦为简单装配基地。

　　——创造体面收入就业机会，即为国民创造为数众多的、足以令人获得有尊严生活的就业机会。通过这些“体面就业机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对国内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促进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出现明显增长，防止外需对内需形成挤压／替代效应，实现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发展。

　　——改善出口利润归属，使出口利润大多归属内资企业、中国国民，缩小我国GDP高于GNP的差额。

　　——改善区域发展失衡局面。对外贸易发展往往导致一个大国国内区域发展失衡，具有地缘等优势的地区发展远远超越其他地区，我国近30年来的对外贸易发展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要在不削弱发达地区增长活力的情况下，为欠发达地区创造更多直接间接参与对外经贸的机会，获取对外经贸的利益，改善其在对外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从而缓解国内区域发展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