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0.6%，大批加工型的出口企业经营面临困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比去年同期下降约20%，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出现了明显变缓，房地产投资更是深度下降、交易明显萎缩。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在“双防”的同时，还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经济下滑、出现大起大落。
 
　　就货币政策而言，央行近期一直在采用以存款准备金率、央票等为主的价格型手段进行调控，而且，这些手段的持续运用对控制货币信贷速度的过快增长从而实现“双防”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加息等价格型工具，由于其直接作用于微观主体，出于对其“杀伤力”的担忧，市场各方普遍讳莫如深，央行也对其尽量回避。 

　　事实上，就市场化经济的调控机理而言，价格型工具和数量性工具是完全相通的。由于近几年的银行存款利率明显低于通胀率，一度导致大量银行存款从银行流入到股市、楼市等资产市场造成这些市场价格泡沫的形成，而随着资产市场的低迷，这些资金就会流向商品市场，导致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进而推动通货膨胀的高涨。商品市场价格的高涨无疑会加剧通胀预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可见，为了进一步稳定通胀预期，央行目前有必要提高存款利率水平。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出于目前企业盈利空间不断减少、房地产交易明显萎缩和资本市场出现低迷等方面的考虑，可尽量少提或维持不变，以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当然，一旦进行非对称加息，有可能引发各方对热钱问题的进一步担忧。其实，热钱的流入更多的不是基于利差，而是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为此，要继续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特别要防止本币大幅升值导致热钱在短期大量获利之后发生预期转变进而大批外逃，这就需要联合多部门力量，跟踪和甄别热钱的用途和流向，形成完善的监控机制，以防范热钱流动的危害。 

　　须看到，由于利差收入是我国银行业盈利的主体，非对称加息显然将对银行业绩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此问题，建议政府适时下调银行营业税，尽管我国银行的营业税水平已从8%降到目前的5%，但这一税种无论是从国际银行业来看还是对于国内银行自身发展来看都是不合理的，西方很多国家对银行已不再征收营业税。因此，在以提高存款利率为主的非对称加息下，政府应该适时下调甚至是取消商业银行营业税，在这“一增一减”的效应下，既可以为商业银行战略转型提供缓冲期，也有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实施。(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