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滑风险正在加大，宏观政策既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又要抑制通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随着双方背离趋势加大，调控目标必须有所取舍。鉴于中国经济转型所导致的成本持续性提高，通胀是长期存在的压力，抑制通胀必定是长期的任务。可以说，通胀是经济转型的代价和必然，宏观经济政策应是控制通胀不至于失控，而不是消灭通胀。如果既要转型又要消灭通胀，不但自相矛盾，还会导致“硬着陆”，这是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当前，中国经济乱象的根源是失衡，因此，以经济转型解决失衡问题。中国是一个“失衡+转型”的经济体，这本身就意味着很大的不稳定性，而全球经济的滞胀风险正在加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风险。中国经济失衡表现为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所谓外部失衡，主要是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较重，内部消费不足，具体表现为中美之间的失衡，中国外汇储备与美国双赤字增长都不可持续，次贷危机实际上就是失衡的结果，美元贬值是对失衡的纠正，中国承受国际失衡的主要成本即滞胀。内部失衡表现之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低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过多，高科技和服务业少，经济结构脆弱；二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全民消费不足，局部资产泡沫；三是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国民储蓄率偏高，刺激了低水平的重复投资。

　　经济转型战略就是对失衡的纠正，以人民币升值和提搞要素价格来解决内外失衡的同时，促进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新的《劳动合同法》与最低工资标准加大了对劳工的福利保护，提高工资性收入；加强环保力度，准备收取资源税和环保税等。这些转型政策意味着企业的工资、材料、能源、资金、环境等各项成本的上升将是刚性的，要素管制所赋予的“要素红利”将消失，企业利润将大幅下滑，呈现投资减少、增速回落和抑制通胀的自然过程。在缺乏大规模技术创新的环境下，再加上劳动力投入增速下降以及生产率提升空间不大，中国经济的转型就是成本型通胀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的过程。

　　如果在企业成本刚性上升以及外需放缓、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要求大力压缩通胀到低位水平，那将付出经济衰退的代价，甚至是“硬着陆”，中国“失衡+转型”的经济根本不能承受衰退。失衡意味着基础不稳固，结构不扎实。在经济层面，经济结构弹性很小，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过少，内部消费不足，抗衰退能力差，而新经济增长点缺乏；在社会层面，衰退将加大收入分配鸿沟，出现大量失业人群，社会平均工资降低。与日本遭遇经济危机时已有发达的国家福利体系相比，由于中国缺乏完善的社会医疗、失业等保障体系，失业人群的存在将加剧内部失衡，影响社会稳定，这是转型的最大风险所在。

　　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需要有一个经济增长的环境提供转型的空间，如果没有增长，就无法推进转型；如果不能实现转型，那失衡就更加严重。因此，必须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转型赢得时间和空间。如果经济出现“硬着陆”而“休克”，由于尚未转型为增长内生性的经济体，经济重新启动仍需依靠出口和投资，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也必然以人民币贬值及继续重复低水平投资为代价，这将是民族的灾难。

　　因此，既然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随之而生的通胀也是一个长期的存在，我们需要警惕和抑制通胀恶化与失控，但不可冀望短期内消灭通胀，消灭通胀就是消灭转型的空间，从长远看，中国将很难成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从当前看，消灭通胀所带来的经济下滑，是经济失衡所难承受的，必然加速衰退，直至“硬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