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个夏日，在成都图书馆里，一叠叠发黄发脆的老报纸仿佛一位位老人，满脸皱纹，穿过时空，微笑着招呼记者：来，听我讲——

　　1978年夏天，成都量具刃具厂急需两台缩放刻字机，为每件产品打上编号——因为全国都在整顿产品质量。虽然不远的宁江机床厂就有生产，虽然一机部西南产品管理处就有现成的存货，但为了这两台小机器，成都量具刃具厂的职工从一机部跑到四川省物资局，从省计委跑到省机械局，又到国家计委，半年多就是买不到近在咫尺的刻字机。这是管理体制不合理，还是层次太多、手续繁杂，还是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呢？

    那一年，一些贫困地方的农民已经分田到户了，几个海外经济考察团正寻觅开放途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干部群众中展开，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折。不过，具体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原则，人们仍在探索中。

　　1979年，一些实际经济工作者和学者把目光“再次”聚焦到价值规律上——说“再次”，是因为20年前，1959年4月，也有一次全国的价值规律讨论会，不过并未真正贯彻。而1979年这一年，全国上上下下召开了众多价值规律讨论会，2月的四川会议可谓较早，而4月全国的无锡会议规模最盛。

　　经济学家薛暮桥在无锡会议的开幕辞里这样说：“会前有的同志问我，会上要讲些什么？我说，第一，开幕时候不讲观点，避免束缚大家的思想；第二，结束的时候也不作结论。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百家争鸣。”

　　四川会议也一样，大家不但同意充分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还有如袁文平、周振华等一批人士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振聋发聩。

　　当初学者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并不完全与若干年后写进宪法中的同一个词含义等同，但除去概念本身，我们更关注的是究竟是什么让大家在这个时候想起价值规律，想到市场经济？它们的现实来源是什么？如同历史每一步都是事实的累积，我们要知道这个基础中的一块块岩石在哪里。

　　人们说，理论总是灰暗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其实任何能接受时间考验的理论无一不是来自现实的土壤，并生根发芽。

　　由此观之，1979年这些价值规律讨论会不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延续，也是对之前多年每个经济工作者、学者，甚至百姓切身体验、切肤之痛的反思，甚至是对常识的回归。如同袁文平教授谈到的价格扭曲下农民很容易就让“棉花站岗，红薯睡觉”了，结果反而是各方意见频频，政府更多埋单。城市中的国营企业也类似，需要的买不到，有的产品却在仓库里睡大觉，结果越管制越紧缺，依然是政府埋单。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刻。

　　于是，我们发现，诸多事实让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支出越来越扩大，加之之前计划体制束缚太深，供需矛盾达到白热化，于是放权让利的增量改革成为之后十多年改革的基本特征。鼓励个体户等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沿海开放地区更多与国际市场接轨，资源配置的双轨制等由此展开。

　　其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让价值规律和市场更多更有效地发挥基础作用，它成为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起点和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