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之途有双重过失：一是升值滞后造成错误的激励，二是升值与紧缩狂飙突进，有不顾现实承受力盲动之嫌。

　　2005年7月21日，我国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参照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2008年7月2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三周年。据央行数据，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8万亿美元，7月2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6.8271元人民币。以此计算，3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21%。

　　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出口企业困境具有显而易见的联系，因此有人谴责央行的疾速加息政策将企业推入了困境。

    央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确实存在失误，但并不是因为允许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而是汇率机制调整滞后，在去年下半年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背景下实行信货紧缩政策，使企业不堪重负。早在2003年前后，随着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启动，当时有学者提出应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允许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当时考虑到SARS后可能出现的经济紧缩现象，出于拉动经济增长的考虑，有关方面迟迟没有实施升值的方案。

　　人民币维持僵硬的汇率机制，汇率该调不调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实行普遍的出口退税补贴，使高耗能、附加值低的产品与企业拥有一席之地，企业在错误的激励机制下盲目发展，形成了自我强化的产业链条，我国的制造业、就业都被捆绑在低端出口上，许多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人民币汇率僵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出口企业创造的外汇越多，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越大，形成单边升值预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热钱，导致经济与货币风险被人为放大。

　　人民币大幅升值是压力之下的产物，也就是说，不管央行主观意愿如何，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货币市场的态势，倒逼人民币快速升值，人民币汇率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央行手中。随着次贷危机爆发、深化，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暴露于国际货币的强大火力之下，虽然国内仍有很多学者反对升值，但美元的贬值意味着人民币只能大幅升值。

　　有一组数据可以印证人民币汇率的被动升值性质。在汇改之后的三年当中，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分别为1.6%、5.4%和10.8%，同期美元指数的贬值幅度分别为3.37%、6.57%和10.2%，美元贬值与人民币升值几乎对等，可见人民币升值紧随美元之后。另一组例证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但实际汇率保持稳定，对一揽子货币中的英镑、澳元等依然保持稳定。这说明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贬值，人民币除对美元外，对其他主要货币稳定，升值的速度与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持平。

　　结论很清楚，本轮全球主要货币汇率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元贬值，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为美国次贷损失买单。9·11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已通过货币升值的方式买过一次单，现在是第二次。人民币升值是国际压力的产物，中国不能独自顶住压力决不升值，但央行的失误在于，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同时又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使企业承担不可承受之重，造成沿海地区制造企业的普遍困境。

　　中国出口主导的制造企业的利润都在6%以下，正是人民币半年升值的水平，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吞噬了出口企业所有的利润。央行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与其他融资方式的匮乏，迫使企业到民间信贷市场寻求高息借款，相当于向企业征收一笔月息5分左右的高额信贷税。

　　回顾人民币汇率升值之途，有双重过失：一是升值滞后造成错误的激励，使企业缺乏创新减耗动力；二是升值与紧缩狂飙突进，有不顾现实承受力盲动之嫌，造成无论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都挣扎在停产边缘。可见，在汇率改革方面，我们应该防止滞后与激进两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