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之迅速，世人皆有目共睹。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之后，有相当部分人士认为，民营企业应当通过引进职业经理人、外资等形式实现控股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更高阶段。但笔者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目前并不适合控制权与控股权分离的治理模式，而应当由创业者牢牢把握控制权与控股权，并确保二者不分离才能确保企业不出现大的内部治理风险。

　　大家都知道，所谓企业控制权是指企业有能力控制财务、人事、经营政策等企业的实际运作。而控股权则是股东对企业拥有50%以上的股份或者虽然股份在50%以下但所占股份比例最多,并因此能够获得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实施影响和控制的权利，前一种情况称为绝对控股权，后一种则为相对控股权，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均是通过董事会和股东会控制企业。并不少见的实例是，企业有时并不按照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决策发展，而是更多地执行管理层的决定，这是因为企业管理层控制了整个企业董事会层面以下的大部分人员，虽然现代企业均是合资，但离开了人的企业也无从发展。这就是控制权与控股权发生分离后，可能会产生的结果。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多数创业者有一种特有的心理情结：想干事，并且也能干事，说白了就是不想闲也闲不住。这是中国这一代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情结，正是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不能实行控制权与控股权分离的最重要因素。这些民营企业家，多数是60或70年代的人，奋斗的基调已进入了骨子，他们知道今天的一切都应归于他们的不屈不挠的奋斗和拼搏（当然不能排除个别投机钻营之辈，但这在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只占极低的比例，是根本没有代表性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做事的激情。因而，如果仅保留他们对一手创办企业的控股权，控制权分散或旁落，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感到不适应，——时间不会太长，他们一定会设法将控制权重新掌握。

　　第二个原因，则是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国外成熟的法律环境，虽然法律体系已较完备，尤其是《公司法》经2005年修订后已较为完善，但中国并没有形成民众普遍对法律尊崇的意识，规则意识的淡漠，使法律、合同的执行大打折扣。在中国不守合同的情形相当常见，但社会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给予严厉惩罚，——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得到理解与同情。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争端，二者在合资时约定了对娃哈哈集团同业竞争和使用“娃哈哈”品牌的限制，但娃哈哈集团同样建了多家与合资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并在这些公司中未经事先约定的程序许可使用“娃哈哈”品牌（当然两家集团间的争端相当复杂，其涉及当时整个民营企业的风险意识、达能在合资公司的股权设计等，我们无意更多讨论），单从这一点来讲，娃哈哈是违约的，但却得到了很多的同情，并且娃哈哈集团也敢于与控股方叫板，因为娃哈哈集团实际掌握着控制权。总之，在中国民众目前的法律意识之下，控制权与控股权分离的风险是巨大的。

　　第三点，则是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大批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的整体素质尚需进一步提高。如果将控制权与控股权分离，那么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令民营创业企业家们不放心的地方。

　　治理模式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在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中，实行控制权与控股权合二为一的治理方式应是最合适的，这种安排减少了在中国目前的人文、法律等特定环境下企业动荡的风险。(张国锋/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