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同样的全球性能源、食品和商品原材料通胀压力，为何亚洲新兴市场的通胀风险远高于美、欧、日呢？

　　相对来看，已经爆发危机的越南的26.8%的最新通胀水平，至少三倍于去年全年平均8.3%的水平，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的最新通胀水平也至少两倍于去年水平。从绝对水平来看，印尼和菲律宾10.4%和9.6%的最新通胀水平已经达至预警水平，任其再恶化下去便可能出现如越南一般的失控。亚洲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其7.7%和7.9%的最新通胀水平虽未至高危，但已处于需要严重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抑制的地步。

    反观美、欧、日，虽然美国4.2%的最新通胀水平已达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元区3.7%的最新通胀水平更是自欧洲央行创立以来的最高，日本0.8%的最新通胀水平接近其走出长期通缩后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其绝对水平则远低于亚洲区发展中经济体，也仍处于可控范围内。

　　其解释恐怕还需从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结构以及足以影响市场供求平衡的政策选择上得出。

　　第一，最基本的解释首先来自经济增长形势本身。美国经济今年一季度增长年率仍有1.0%，虽胜于市场预期，但已远低于2007年全年平均2.2%的水平，其中私人消费开支的增长步伐降至上一次2001年衰退以来的最慢。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性能源、食品和商品原材料的通胀压力部分因其内部需求疲弱而被抵消，故其CPI虽然也升至近10年来高位的4.2%，其核心CPI和核心PCE升幅则只有2.3%和2.3%。

　　亚洲区发展中经济体情况却不同，首季经济增长步伐超过去年全年平均水平的大有人在，即使有所放缓，其幅度也基本上在一个百分点之内。不仅如此，亚洲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力当中投资的推动作用巨大，中国经济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5.6%的增幅便与去年全年平均25.8%相差无几，爆发危机的越南其通胀恶化的主因便是投资严重过热。

　　第二，是经济结构。经过数十年的转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起了很大变化，对石油的依存度显著下降。美国现时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以增加值计为11.7%，而在1974年和1980年石油危机时，其制造业比重分别高达22.3%和20.1%。反观亚洲区新兴市场，其经济结构恍如当年美国，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制造业占其经济的比重分别达到43%、18%、25%、24%、27%、22%和21%。据此，国际能源和商品原材料通胀对仍倚重制造业的亚洲区经济体所产生的压力就大得多。

　　第三，至于全球性粮食和食品的通胀压力，部分原因更可归咎于发达经济体发展生物能源以图替代传统能源所产生的需求。因为收入差距的缘故，粮食和食品价格通胀反映在消费物价上面的压力，在亚洲区发展中经济体身上就更大。在中国消费物价当中，食品所占比重为33%，而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的消费物价当中，食品的比重分别只有15%和27%，至于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消费物价当中，食品的比重分别高达57%、36%、31%、55%、38%和43%。

　　探讨这种区别的目的在于说明，在高通胀的形势下，西方发达经济体和亚洲区发展中经济体在政策选择上是有区别的。

　　亚洲区发展中经济体多对能源产品实行价格管制和（或）补贴，这些措施理论上虽然可以压制有关价格，但在实践当中却早已被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验证明是行不通的。

　　为支持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价格管制和（或）补贴在亚洲区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实行，结果是人为压制了市场价格，刺激了能源需求，令供求失衡，形成了在原始通胀压力之上的另外一重通胀压力。可见在原始的能源通胀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实行价格管制和（或）补贴可能得不偿失。（作者为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