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举行的第九届中国住交会上，一位将自己锁在枷锁里的“房奴”，频频到各大房地产开发商的展台前“抗议”。与此行为艺术对应的是，此前几天，万通集团主席冯仑在一次论坛上说，现在有这么大的住房需求，是和“未婚女青年推动房价上涨”分不开的，如果政府强制规定35岁才能买房，将降低对住房的需求，从而降低房价。

　　记得大概是在前两年，当一些贷款购房者无奈地自嘲身为“房奴”时，冯先生随即抛出“房奴活该论”——谁让你们那么喜欢买房子的？

　　类似理由不难复制。比如，现在有人抱怨猪肉贵，养猪的也可以说，“涨价活该，谁要你们想吃肉！”当然，养猪的人可能不会这么说，虽然日日与猪为伍，人总还是纯朴的。他们更不会建议政府出台政策规定只能在35岁以后吃猪肉，装着自己好像真的也在担心肉太贵了。冯仑的理由，或许只是个烟雾一般的玩笑。从这方面说，冯先生与其断定“未婚女青年推动房价上涨”，还不如直接说“结婚推动中国房价”来得实际。如此一来，解决中国房价最好的方略就是限制结婚了。

　　同样是谈到房价调控，任志强近日引用莫里哀的话说，“大部分人是死于治疗而非疫病本身”，目前对房地产市场属过度医疗。药方换来换去，但越换越不行。

　　这些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房地产遇到的不是“过度医疗”，而是“纵欲过度”。与冯仑上述观点放在一起思考，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调控房价，究竟要节制谁的欲望？

　　众所周知，近年来公民赖以自救的“不买房运动”、“合作建房运动”因为种种原因都无疾而终。当社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唯一能做的或许真如冯仑建议的那样只能依靠政府节制自己的欲望了。然而，与此相反，我却认为最该节制的恰恰是政府的欲望。

　　显然，政府一直在受到楼市的感染。否则我们就没法解释为什么近年来有第四财政之称的土地出让金会越涨越高。同样，政府在给楼市卖“退烧药”时也是尽得好处，比如政府为限买二手房征收的5%营业税，已经变相让许多二手房在进入下轮交易时涨价一成，而这一成金子掉进的正是政府的大钱袋。与此同时，那些表面上针对开发商的调控也因为没有阻止开发商向消费者转嫁成本而变得有名无实。

　　近年来，有关房价的讨论不可谓不多，为人熟知的理由是土地供应量不足、需求大于供给、中低档住宅供应过少、城市化进程过快、金融投资理财渠道过于单一等等。然而，种种供应不足的理由背后，却是不断曝光的政府违规批地、开发商大肆囤地和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

　　人们常常谈到“失地农民”，然而在我看来，在土地名为国有实为政府所有的大前提下，“失地”这个词对于农民而言多少有些奢侈——因为它至少说明有些土地原本属于农民。事实是，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任何土地都可能转为政府的“第四财政”。就像广东开平4年非法征地近3万亩。

　　谁都知道，如果政府不能抽身于房地产市场，节制自己与民争利的欲望，高房价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就在不久前，有人慨叹“房价假装下跌，我们假装欢呼”。在这个房价高企的年代，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政府假装调控，我们假装失控”，而房价也将一如既往，继续着往日的狂欢。（潇湘晨报/熊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