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上证指数继续创下今年以来的新低至3813点，收于3820.5点，下挫142.63点，尾盘恐慌杀跌蜂拥而出，深沪两市共594只 股票跌停，中国资本市场陷入信心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来自市场对估值过高的调整、货币紧缩的预期及美国衰退的影响，更来自对监管部门无动于衷的恐慌。

　　处于新兴与转轨阶段的中国股市向来具有“政策市”的特点，即政府具有培育和维护市场成长的责任。长期以来，中国股市承担着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融资的综合性功能，而自2007年始，则肩负吸收过剩流动性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有大型蓝筹公司高价IPO；另一方面，批准和发行基金达2万亿之巨，吸收居民储蓄流入股市。相对基金的规模，中国资本市场由于股权分置，包括新上市的大型蓝筹流通股却极少，造成了过多的资金(基金)追逐过少的具有价值的蓝筹股分，酝酿了蓝筹泡沫。

　　而目前则恰恰相反，在资金供给上，自去年基金受到“只卖不买”约束并停发基金。进入2008年后，资本品供给呈现爆炸式增长，全年大小非解禁的全部限售股可流通规模达到3万亿以上，而货币紧缩的政策导致企业变现冲动更强，此外，包括 中国平安在内的近50家公司提出的总再融资额高达2600亿元。与此同时，创业板、大型IPO箭在弦上，对拖拉机账户的清查也令大量境外游资减仓出货。而在资金供给上，受制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而供给减少，由于股市的大跌，资金陆续撤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更难募集。

　　也就是说，在所谓的资产重估和吸收过剩流动性过程中，缺乏供需均衡的把握，这从客观上注定了股市的大起大落，而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及市场。在去年过量基金制造泡沫过程中，仅仅依靠提高印花税这种方式，并没有解决供求失衡的实质问题，也就没能阻止吹大泡沫；而当前，在市场狂跌引发投资者信心崩溃的时候，监管层应该及时地改善市场供需失衡，暂停或者减少大型增发和IPO，以有利于创业板的推出和减缓大小非解禁对市场的冲击，并应调低过高的印花税，因为过高印花税本身就会在市场抽走上千亿的资金，这些资金几乎相当于全部上市公司的分红。

　　中国经济面临普遍的供需失衡，这种失衡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控制供给而又忽略均衡原则所致，从而令市场失灵，酝酿波动。如当前的中国通胀就是源于长期的失衡，即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过低(汇率过低)，导致贸易顺差过多，从而出现流动性泛滥，承受汇率升值压力。中国近期的通胀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年以来的要素重估，即以提高要素价格(通胀)以缓解升值压力和经济结构失衡，这是一个要素回归的过程，连续几年的提价增加了农业种植成本和基础原料的价格，从而在2007年引爆通胀；目前的通胀则增添了输入性因素，即由于美元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成为资金抵御通胀的杠杆，引起能源、农产品等价格飞涨，中国要素在价值回归的过程中，还要追赶国际价格。因此说，中国通胀并非主要由需求拉动，而是成本型通胀，是由于长期失衡造成的。这是一个矫正汇率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问题：如不矫正，失衡将继续；如矫正，就会出现通胀和经济放缓，即滞胀。

　　政府部门应该把握适时的均衡，面对资本市场由于供需失衡导致的暴跌，应该及时地叫停或者减少大型再融资以及IPO行为，降低印花税，以恢复市场对供需均衡的信心，如果失衡问题得不到解决，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撤离市场，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不可预测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