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市非理性下跌特征明显，在美国股市因为次贷危机而下跌不到20%的情况下，上证综合指数跌幅竟超过了40%！在宏观基本面向好、上市公司利润有望保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大盘因为事后很快就被澄清的谣言竟然多次轻松连下数关。这一现象表面上看是由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造成的，但背后却映射出制度建设方面的缺陷，因而需要我们完善相关机制，重建市场信心。

　　1.提高市场调控水平，促进股市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股市规模越来越大，投资者人数越来越多，股市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事实上，在目前社会流动性过剩、房地产市场转型的情况下，股市是一个最好的过剩货币吸纳器，股市的平稳健康发展有利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尽管在理论上，政府是否应该救市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现实中，即西方国家在金融市场发生重大波动时，政府直接而果断的干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美联储87年股灾救市和近期美国政府对股市暴跌做出迅速反应，皆是如此。当前，我国股票市场的成熟程度与美国相比还相差甚远，市场失灵的程度与频率相对来说更加突出，这也是当前两国间经济与股市形成巨大反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市场调控的责任越大，要求也越高。

　　2.妥善解决“大小非”解禁，缓解与消除股改后遗症。

　　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完成股改这一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毫无疑问是中国政府的重大成就。股改之后股票市场方方面面发展所取得的实效有目共睹。但是，对一项政策的科学评价必须包括三个部分，即事前、事中与事后评价。很显然，在设计股改方案的时候大家对其后续效应认识不足，大小非无节制地减持，以至于“股改后续效应”又像当年的“国有股减持”问题一样成为阻碍股市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妥善解决“大小非”解禁问题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前政府部门的一个迫切任务。

　　3.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在制度层面上做更详细的规定。

　　今年股票市场提出的再融资成为市场非理性下跌的主要导火索。这次市场提出的再融资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融资规模巨大。有关数据显示，自从中央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以来，每年为农民减赋规模为1335亿元，但是现在市场一家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规模就要超过这一规模；二是在这一过程中，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在较大程度上被要挟了。有关网络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散户和机构投资者都反对少数公司的巨额融资方案，但受一些原因的制约在公司表决过程中许多基金代表却不得不投赞成票，以至于方案得以高票通过。正是由于这两点，少数上市公司的巨额再融资带来巨大的经济负外部性，对于市场和社会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在制度层面上做更详细的规定，除了对融资比例的限制外，还应当对再融资的具体用途、时间间隔等方面进行限制。比如，上市公司首次融资后，第二次融资至少间隔三年以上；如果没有重大收购行为，再融资额度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的规模等。通过制度规定来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在充分考虑上市公司融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4.加强监管，维护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

　　如果说今年初的南方雪灾主要是一次“天灾”的话，本次股市的非理性下跌更多地是一场“人祸”。今年以来，市场上谣言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多关键点位都是配合谣言而打穿的，却没有一个造谣者被追查和受惩罚。另外，市场显然有部分机构行为非常奇怪，高买低卖，买股票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只是用来向下恶意砸盘，以至于任何政策性利好被其无情地反制，毁坏了市场正常的运行秩序，导致了股市非理性下跌。对监管当局而言，政策着力点应放在营造一个透明、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上，加强信息披露等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与司法部门加强合作，严惩各类机构和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

　　5.完善融资融券规章制度建设，加速推出股指期货。

　　从实践经验看，股市低迷之时正是做空机制出台的最好时机，此时推动不仅对市场带来的震荡小，而且会对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带来一些纠正作用。融资融券业务可以发挥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另外，因为投资者可以向券商融资，能够缓解市场的资金压力，增加股票的流通性。适时推出融资融券，开展股指期货套利交易，对平抑过度投机，进而保证套期保值功能，乃至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