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了三篇跟股市有关的历史文章，真是不胜唏嘘。

　　在历史的明镜面前，中国股市目前是什么样子，真要好好研究。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处于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当口，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大政方针下，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前提下，如何摆正股市的投、融资位置，处理好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涉及成千上万社会公众投资人的直接利益，更需临深履薄、稳健因应。

    这三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研究员的《陈云与资本、资本市场》，一篇是7月1日晚间新华网发表的《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还有一篇是7月8日新华网转发的《新华社副总编揭秘16年前的“股市通信”》。

　　《陈云与资本、资本市场》（上）一文，今天发表在本报专题版上。本文不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陈云对资本、资本市场的历史洞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运作，介绍了1949年6月正式成立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和1950年2月正式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历史缘由，还对鼓励和保护私人投资、确定利润分配的原则和大致比例等政策法规背后的市场原则和法治精神，作了既简明又透彻的分析。

　　要知道，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刚刚摆脱战火，正处在1949年至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陈云提出这一系列深刻见解与政策措施不仅极为重要，也是非常适时的。而历史也证明，开辟私人投资渠道、疏通资本流通市场，对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融通作用。

　　不仅如此。作者认为，陈云关于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思想是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孙中山关于资本的思想有三个基本内容，即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和利用外国资本。陈云与孙中山关于资本的思想，不仅与近代以来中国资本发展的实际状况十分吻合，而且也比较完整地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关于“资本”问题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关于“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比较系统的思想。

　　这一学术见解，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这100多年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变进程，特别是自1872年中国本土发行了第一只本土公司股票，以及1882年在上海就已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的这段历史，有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参照。而1950年前后短暂恢复的资本市场，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建立的沪深股市，这两个经济事件，在历史的背景下，它所深藏的经济与社会含义，对于人们认识当前的股市摸样，从而理清思路，把握投资玄机，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就和另两篇文章有关了。

　　首先，《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一文，对当前股市的状况作了全面分析，认为一个强大而健康的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有力保障。截至2008年6月24日，中国Ａ股、Ｂ股市场共拥有上市公司1661家，总市值21．92万亿元。按照2007年的ＧＤＰ核算，证券化比率已达88．89％。而在2007年，境内股市ＩＰＯ筹资4595亿元，居全球市场第一位。股市融资为主、为国家经济主体服务的功能十分明显。

　　而在《新华社副总编揭秘16年前的“股市通信”》一文中，不仅介绍了16年前那篇“关于股市的通信”的政策背景，也把16年后的今天，再次发表的《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背后的政策含义也介绍的十分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把这两篇文章当历史来读的原因。

　　受近日一系列文章以及对近期相关经济数据的解析影响，沪深股市这两天有所回暖，成交量也有所放大。怎么来看未来的趋势呢？确实，对于目前的中国股市，不仅需要有不同寻常的经济眼光，同时也离不开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对当前经济大局的把握与了解。唯有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层面上看问题，才能把握中国股市运行的大方向，理性有效地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