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64岁的原三九企业集团董事长赵新先于上个月被深圳检方刑事拘留。对于这个消息的到来，笔者并没有感到意外。三九集团侵占上市公司巨额资金、对外负债近百亿，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扛。赵新先不扛，还有谁能扛呢。

　　但是如果把这样一个结果作为三九集团问题的一个结局，笔者认为未免草率。赵新先与三九集团的问题，不仅仅是谁要对债务负责这么简单，在债务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赵新先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定位创业型企业家与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问题。赵新先的困惑，同样也是仰融、褚时健、李经纬、倪润峰等“落马”企业家的困惑。如何确认和体现创业者的价值，在实践领域，至今仍然是一块空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明确这个问题，就无法保证赵新先式的问题不再出现。

　　没有赵新先就没有三九集团。1985年，赵新先携带“三九胃泰”等科研成果和500万元借款南下深圳，在笔架山下的荒地上创办了南方制药厂，几年后，三九集团迅速成长为国内一流的制药企业。用赵新先自己的话说，技术是他贡献的，启动资金也是他借来的，国家虽有出资之名，却无出资之实，但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三九集团被定义为国有企业，他只能以一个企业管理者的身份出现。

　　尽管赵新先在位时，是当作三九集团的“教父”，但是管理者的身份决定了，这一切将随着他的退休而突然消失，三九集团将不再与他相关。对于这样一个结局，作为企业创始人的赵新先会怎么想呢？他对三九集团的历史贡献价值怎么体现呢？

　　体现企业家价值最好的方式可能是股权激励，可是这个在理论上十分清晰的问题，在实践中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难题。赵新先早就看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曾想过推动三九集团的产权改革，但是一直到他离开三九集团，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作为企业的一把手，赵新先理应为三九集团管理混乱等问题负责，但是如果把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似乎又不太公平。毕竟，这里面有相当多的体制性因素。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褚时建、李经纬、仰融、赵新先等相继“出事”之后，我们的体制改革步伐仍显得十分迟滞，而一大批类似的企业家仍然找不到方向。

　　企业治理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层约束与激励机制。期股、期权是体现创业型企业家创业贡献的有效方法。通过期股与期权结构的设计，可有效体现创业型企业家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通过合理的优惠条件，可以兑现创业型企业家的历史贡献。如果管理层激励能早日在三九集团身上运用成功，赵新先式问题或许不会出现。

　　赵新先最终未能全身而退，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如果我们不首先从制度上解除赵新先式的困惑，下一个赵新先还会出现。 (孙森林/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