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德斌 
　　
　　外资并购中国国企时表现出的强势地位与所提出的苛刻条件，已经引起了国人的警惕与担忧。如果将外资的这类表现称作“狼性”，则我们更多的不应是停留于对“狼性”的批判，而应该对外资形成“狼性”的根源进行反思。

　　“斩首”式外资并购是国人对外资并购行为痛加挞伐的一个主要依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外资在并购中表现出的强势地位与强悍作风，也令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方式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总结出三个“必须”——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个“必须”是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在华并购战略的基本要求。

　　在对外资的“狼性”表示反感与警惕的时候，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外资的口味会如此之刁？为什么外资如此之刁的口味仍能顺利得到满足？

　　资本的逐利性本无可厚非。假如我国资本到国外开展并购，在相同条件下，我们自然希望并购当地最优秀的企业，而不是那些垃圾公司。这是一个基本的理性选择。但是，如果当地政府将那些优秀企业的并购条件设置得足够高，也许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为了进入当地市场暂且并购在行业内并不十分突出的企业。再进一步，如果并购次一等企业的谈判成本足够高，也许我们会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并购。

　　上述过程也可以反过来进行推导。最初，某国政府提出给予外资高于当地资本的优惠待遇，并且使我们的资金能获得比在本国投资更高的收益，于是我们到那里去开展直接投资，成为当地的“外国投资者”。然后，当地政府向我们开放了并购市场，允许我们对该国国有资本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并购。在并购成本不超过直接投资成本的前提下，我们一定会选择尽可能好的企业予以并购。随后，当地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我们的投资，以完成“国企改制”任务和实现任期“政绩”，将处于该国行业龙头地位的企业也向我们开放，并且在并购价格、税收政策、土地出让等方面给予我们足够多的优惠，使我们并购这些企业的成本甚至比先前并购次一等企业的成本还低。这时候，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扔下次一等的公司，转而攫取“龙头”企业，并对当地政府希望我们并购的企业提出类似三个“必须”的苛刻条件。

　　在外资“狼性”逐步炼成的过程中，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以及具体操作层面的一些问题被暴露出来。有关专家指出，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外资并购的行为模式。随着《外资并购规定》的实施，外资并购我国重点企业的审批权将从地方政府收归中央。这将大大削弱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在外资并购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有望改变因地方与中央利益取向不一致而导致“外资泛滥”的局面。（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