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其他手段而言，人民币加速升值很可能是抑制通胀最有效的办法。净出口高速增长是近几年经济运行持续升温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两年中，净出口之所以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实际升值幅度比人们预期的潜在升值空间小得多；人民币升值的起步和缓慢前行，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升值预期，并为境外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贸易渠道)涌入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刺激。一旦人民币升值到位或基本到位，这种投机性资本流入会立即停止，净出口的收缩效应和GDP的减速效应也将快速显现。与此同时，一旦投机性资本流入停止、国际收支顺差下降，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也将相应减少。这也有助于从货币层面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胀。
　　
　　2007年是价格信号热闹非凡的一年。石油、黄金这两种重要而特殊的商品价格，前者创出历史新高(按名义价格，下同)，后者接近历史新高。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最低水平相比，石油价格上涨了7倍多，金价上涨接近2倍。铁矿石价格上涨了2倍以上，其中2004、2005和2006年上涨幅度分别高达18.6%、71.5%和19%。铜、锌、铅等金属价格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普遍上涨了好几倍，大多创出了几十年来的新高。

　　从2004年初开始，国际市场主要初级农产品价格先后形成显著的上升趋势。从全球范围看，尽管2007年是一个丰收年，但国际小麦现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大豆期货价格创下34年来新高。2007年二季度北京白条猪、牛肉、羊肉等七类农产品平均价格创6年来新高；2007年12月26日全国通用农产品价格指数创历史新高。

　　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迟迟没有引起国内外PPI和CPI的显著上升；直到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CPI才显露出明显的变化。2007年6月，国内CPI同比增幅达到4.4%，显露出通胀的苗头。但不少人将其简单归因于猪肉价格上涨，并将猪肉价格上涨归罪于部分地区的猪瘟。在这种思维模式下，CPI的上升成了不值得特别重视的短期经济现象。2007年11月份，中国PPI同比增幅为4.6%，创下两年来的新高；CPI同比增幅为6.9%，创下1999年以来的新高。美国制成品PPI同比增幅超过6%，CPI同比增幅为4.3%，均创下2005年9月以来的新高。欧元区加工品PPI增幅约为4%，创下2006年7月以来的新高；CPI增幅为3.1%，创下自2002年欧元流通以来的最高记录。直到这时，人们才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新一轮大范围的通胀可能已经悄然而至。

　　本次通胀难以消除

　　历史上的通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严重自然灾害、政治动乱和战争等非经济因素引发的通胀；二是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货币供应大于货币需求、产业链中出现重要瓶颈等情况下发生的通胀。这两类通胀是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其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或者说是人的能力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失衡。在经济学意义上，这样的失衡是可以消除的。

　　国内外新近出现的通胀苗头与美国或明或暗地实行美元贬值政策，从而稀释其庞大的外债、减轻其“双赤字”压力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近两年来的流动性过剩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将其吸纳而引起的。本次通胀的直接动力是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上涨；但从更深的层次观察，农产品价格上涨在相当程度上又是石油等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共同引起的。这意味着，本次通胀的动力基础与以往的通胀有本质上的差异。

　　矿产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动力是地球日益下降的资源供给能力与人类不断膨胀的资源需求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经过西方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掠夺和挥霍，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矿产资源早已所剩无几。初步测算，全球石油资源可开采的年限不到40年，天然气资源的可开采年限不到60年，黄金、白银和铅资源的可开采年限不到30年，铜和锌资源的可开采年限不到20年，铁资源的可开采年限约为60年。中国石油资源的可开采年限约为10年，中国煤炭已探明储量可开采年限约为50年(未考虑未来“煤变油”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占世界人口40%的“金砖四国”，尤其是人口总量超过20亿的中国和印度正在对矿产资源产生日益增长的需求。

　　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也是地球供给能力与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在排放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一直在砍伐森林，一直在破坏湿地。这些行为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损害，经过长期的积累，导致臭氧层出现空洞、全球气候变暖、降雨分布异常、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对全球农业生产正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而从农产品需求方面看，油价大幅度上涨带动全球生物能源产业兴起，并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同时，“金砖四国”，尤其是总人口超过23亿的中国和印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下，低收入人口肉类食品消费比重显著上升，并通过如下传导机制带动农产品价格上涨：

　　众多人口人类食品消费比重上升→禽畜养殖量扩大→饲料需求扩大→玉米等农产品需求扩大→玉米等农产品价格上涨

　　这些失衡不是人的能力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失衡，而是地球能力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失衡。在经济学意义上，这种失衡是难以消除的。要消除这种失衡，只能依靠巨大的技术进步和产业革命，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节约型社会。这个过程将是极其漫长而曲折的。

　　如果没有中国制造业这块“大海绵”吸纳早已“洪水”成灾

　　如前所述，在21世纪起步短短几年的时间，很多矿产资源的价格出现了几倍的上涨。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说，上游价格如此迅猛的上涨应该通过成本推动机制很快引起制造业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和严重的全球性通胀；然而至今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出现了以农产品价格上升为主要特征的通胀的苗头。怎样解释这种不合常理的结果呢？我个人认为，其中的奥秘是：前几年中国作为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吸纳和消化了上游传递给下游的通胀压力。

　　中国制造业对世界经济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和神奇的能力，主要是因为：几年来矿产资源价格的飙升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生产能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中的劳动生产率、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和优厚的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发生了历史性的交会。中国制造业以其低廉的成本(其中包含了人民币汇率低估、出口退税政策不合理、劳动者报酬过低、部分资源价格偏低、企业未充分承担外部成本等多种不健康因素)，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吸纳了上游价格上涨对下游的压力，也像一个大坝阻隔了上游的洪水。

　　通胀的压力有可能继续上升

　　一块海绵对水的吸纳能力和一个大坝对洪水的阻隔能力毕竟是有限度的。一旦突破这个限度，大坝上游新增的流量将等额倾泻至下游。如果大坝本身被冲垮，将出现巨大的灾难。

　　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力价格已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人民币在不断的升值，出口退税率已经显著下调，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因此，在中国制造业对上游价格上涨的吸纳和消化能力达到极限后，全球CPI可能会急速上升。而且，由于深层原因是人类与地球关系的失衡，未来的通胀治理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排除全球经济在几年后陷入严重的“滞胀”的可能。

　　中国这块海绵的吸纳能力是否接近或达到极限尚需做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但从经济增长率、PPI和CPI等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看，中国的极限吸纳能力有可能正处于被突破或即将被突破的临界点。如果这个判断正确，2008年的物价形势将更为严峻。即将推行的水、电、煤、气等资源价格改革也将直接推升通胀压力。

　　通胀会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利益损害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由于这一原因，通胀也往往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从“十七大”提出重视和保障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等目标看，中央政府决不会容忍通胀的加剧。而且，在各种失衡现象中，中央政府最难以容忍的可能也是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