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勤究竟在科龙一案的审计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否触犯了中国刑律，一切都有赖于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德勤而言，“逼迫”科龙做假账的成本实在太高。

  
　　最近，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在庭审时再度吸引了无数眼球。他不仅否认了检察机关的四项指控，而且声称在会计造假方面，2004年有5.1亿元的销售收入是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逼迫下入账的。作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再度被推到了诚信危机的风口浪尖。

　　会计师事务所应成为资本市场之“公器”

　　在股份公司的经营模式下，由于公司的所有者（股东）人数太过分散以及缺少专业技能，因此股东委托管理层代为经营。由于股东和管理层所追求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这就容易引发委托代理问题。而注册会计师恰好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它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来从财务方面判断管理层的经营业绩是否真实，为股东、投资者、债权人和政府进行相关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会计师事务所可谓是资本市场之“公器”。一旦会计师事务所本身爆发信任危机，那么资本市场就将陷入一片混乱。正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遗憾的是，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追求私利而违背职业道德的丑闻，在国内外屡见不鲜。银广夏的假账令曾经的行业老大中天勤坠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的丑闻使得风光无限的安达信轰然倒塌；德勤这两年在中国也是一度丑闻缠身，去年还因为审计失实被国家审计署的报告点名。不过，即使在以上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协助客户做假账并千方百计地替其隐瞒，还远未大胆到敢于“逼迫”客户做假账的程度。任何稍有理性的会计师都知道，这样做不仅是自毁在资本市场立身之根本，也是在与法律开玩笑。

　　“逼迫”科龙做假账的成本实在太高

　　至于德勤究竟在科龙一案的审计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否触犯了中国刑律，一切都有赖于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在此做任何猜测与妄想，都是极不负责任的事情。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德勤而言，“逼迫”科龙做假账的成本实在太高。

　　在外界和竞争对手看来，四大在中国的日子可以说过得相当滋润。它们不仅垄断了外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审计业务、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IPO审计和上市成功后的年审业务，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内上市企业选择四大进行审计。

　　以2004年的业务收入为例，四大中排名第一的普华永道为12.5亿元，排名最低的安永也有6.3亿元。而国内排名第一的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仅为1.5亿元。对于德勤而言，一年从科龙那里收取的审计费最多几百万人民币，科龙也并非德勤的战略性客户，如果德勤真的“逼迫”科龙做假账，那实在是因小失大，自毁长城。

　　不过据业内人士透露，在中国，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共谋，在一定程度内粉饰财务报表，从而在外部融资和规避税收方面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并非偶然现象。客户解聘“不听话”的会计师事务所，而选择更加“灵活”的“合作伙伴”，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此情况下，某些操守清白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确面临着市场份额缩水的压力。除此之外，和其他三大相比，德勤在华拓展战略性大客户方面也乏善可陈（例如在中国的石油、电信和银行等垄断行业），甚至很可能在市场份额上下降到四大最后一名。

　　在这样情况下，德勤也的确面临着市场和经营层面的较大压力。

　　利润压力导致四大客观上降低了审计标准

　　四大内部本来存在着比较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在对员工进行年度培训时，均大力强调职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遵循公司规定的审计流程和审计标准的重要性；在每年的税后利润中，四大将提取一定比例作为风险拨备，以应付潜在诉讼的赔偿风险；由于每个负责签署审计报告的经理本身要对报告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那么每个经理自然会对审计过程尽心尽力……

　　但是，近年来随着四大在中国的业务扩展，四大风险控制机制中出现了一些漏洞。自安然事件后，四大陆续将利润很高的咨询业务分拆出去，那么为了维持利润率，四大聘用审计人员的数量并没有与审计业务的数量成比例增长，这就造成四大用在每个项目上的人工有所减少，在某些审计环节和程序上有所简化。在四大内部，承担法律风险的是在审计报告上署名的项目经理，负责运营并承担利润压力的是合伙人，而项目经理的升迁与否又取决于合伙人的意见。这种缺乏对合伙人进行监督的治理缺陷造成了这样一种现实，即使项目经理发现报表存在问题，也可能在合伙人的压力下而违心地签字。

　　同时，四大缺乏效率的加班制度导致中底层员工苦不堪言，存在大量中层员工跳槽流失的状况。因此目前很多项目都是一个较高级别的经理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去完成，这样的团队在面对客户精心炮制的问题报表时，发现问题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因此，不论顾雏军的言论是真实还是谎言，四大都必须正视并改善自己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危机管理能力。只有未雨绸缪，才能独善其身。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张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