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体系往往会不断出现或大或小的困境或危机

    刚刚闭幕的十七大强调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就要求在金融方面，我们要尽量防止出现金融困境或金融危机。最近美国和全球因为次级按揭问题，金融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也值得我们警惕。最近五年中国经济和金融基本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没有跌大跟头，我个人有些担心，有些年轻人可能会以为平稳发展、不出问题是一种常态。其实金融体系中每隔数年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困境或危机，可能才是常态，不出问题反而不太可能是常态。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出现金融困境或危机和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有关，是改革转轨期间的现象，其实也不尽然。

    （一）美国

    即便是金融市场最发达的美国，也在不断发生着或大或小的金融困境或危机。粗略回忆一下，1970年代美国发生了相当高的通货膨胀，导致当时花了很大力量治理通货膨胀。1980年代开始出现储贷机构（S&L）问题，也拖了很长时间，最后在1990年左右下大决心，通过成立重组信托公司（RTC，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去处理了这个危机。1987年，美国股市发生黑色星期一。1998年秋，亚洲金融风波扩散至俄罗斯、巴西，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出现困境，导致了一场小危机。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和财富损失。2002年安然和世通公司丑闻导致证券市场的巨大震动。2007年则是次级按揭债券市场引发的金融动荡。可以看到，困境和危机是不断发生的，需要清醒的是，每次发生的问题，都是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其实犯错误也在所难免，关键要学会如何和困境、危机共存，从不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困境或危机中，每次都学到新东西，不断加以改进。

    一般来说在问题发生后，大多数情况能作出了重要的、实质性的政策或机制改进。换言之，人们是在摔跟头过程中逐渐学会更好走路的。从美国经历的上述危机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这些改进的脉络。在美国1970年代通货膨胀高起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过程中，大家深刻反思了中央银行的作用、独立性、中央银行治理结构以及中央银行和政府、议会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后，中央银行运作有了大幅度改进。有些内容通过事后阅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格林斯潘的传记不难发现那时所做的改进。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黑色星期一”之后，大家开始认识中央银行如何在事后灵活运用流动性管理来对付可能迅速蔓延的危机。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解决美国储贷机构问题时，大家深刻反省了存款保险机制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1991年，美国通过了《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FDICIA）》，加强了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管职能，建立了未雨绸缪的早期校正机制，实行了差别保费，有效应对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问题后，整个金融界提高了对对冲基金杠杆率的警惕，提请商业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对杠杆率问题加深了认识和内部管理。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大家都认识到什么是泡沫及其危害，我就不一一说了。安然和世通公司出现问题后，美国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虽然有反映说其中个别条款有点反应过度，但总的来讲，针对股市困境或危机所作的改进是明显的。最近次按债券市场引发金融动荡，已有很多反思，还需进一步深化。用中国话说，就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几率很大。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情况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看，其实也很类似，也不断发生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困境。我简单回顾一下。1985年我国出现了8.8%高的通货膨胀率，在此过程中，大家总结了关于双层银行体制应该怎么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关系应该怎么建立。当时还有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盲目乐观，事后也改变了这种观点。1988年发生高通货膨胀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此之前流行过一段“通货膨胀无害论”，在1988年以后，大家深刻接受了这个教训。1993年又开始出现了一轮通货膨胀，使得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明确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框架，明确了宏观调控的若干重大认识问题和原则：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框架？财政政策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货币政策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国家计划应该协调什么？在此之后，宏观调控框架得以明显改进，也学会了如何适时适度地运用经济杠杆和控制通货膨胀。

    1990年代另外还有一个大事，可以说不算是危机，至少也算是一个困境，就是1990年代我们始终面临的信贷文化困境。当时的金融信贷缺陷主要有两种特征为主。一种是政策性贷款，国家计划规定或是有领导或各种行政干预打招呼的贷款。另一种就是所谓关系型信贷。当时会计准则、企业信息披露、报表都不健全。企业要想贷款，很大程度需要企业经理和银行拉关系，关系拉得好就贷到款了。对信贷文化的纠正，是相当漫长和痛苦的。由于当时信贷权力是分级分散到基层的，在校正信贷文化困境过程中，很重要的步骤之一是1997年11月全国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会上明确商业银行实行垂直管理体系，不仅中央政府不能干预信贷决策，而且地方政府也不应该干预信贷决策，要转变信贷文化。

    1997年底，亚洲金融风波全面爆发，虽然对中国的冲击不是太直接，但是其危机效应也显现了很多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良贷款问题。当时因为会计准则、贷款分类准则标准都比较低，按照当时标准1998年是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率为25%；如果用国际标准，严格一点看，不良贷款实际上冲到了高达40%多的地步，已是实实在在的不良贷款危机。很多银行净值已是负值，技术上已资不抵债。这样的银行体系很难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导致中国下定决心对此加以变革。2002年2月份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加强金融监管，2003年成立了银监会；这次会议同时决定要启动商业银行的新一轮改革，清理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行财务重组，要把大型商业银行搞健康。随后五年内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机构改革，不仅包括大型商业银行，也包括一些证券、保险、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危机中下决心进行的改革，应该说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

    与美国安然、世通事件差不多同时期，我国媒体揭露出证券市场上的“基金黑幕”，当时一些机构在键盘上对敲，或者合谋对敲来操纵股票价格，是很恶劣的操纵股价行为。随后在2001年，出现了“银广夏事件”，其实质是和安然事件很类似的公司丑闻，通过虚假信息披露，在证券市场兴风作浪。当然银广夏是相对较小的企业，不像安然公司那么大、那么知名，但是恰恰银广夏是发生在安然事件约半年之前。随后又发生一个大一点的事件，就是2003年的德隆事件。在发生了这些事件后，监管和相关标准、公司治理准则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对像安然公司和德隆系这样利用复杂公司结构进行操纵股价的行为，给予了更严格的监管和制裁。从我们自己来看，也是从不断跌跌撞撞、不断出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危机和困境过程中，逐步取得进步的。所以，出现问题既难以完全避免，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关键是要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加以改进，取得实质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