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本经济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表现较差，但随后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之间，成功地实现了一系列的转型，因而在面对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其经济表现不但好过第一次石油危机时，也好过同期美国经济的表现。而且日本70年代面对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政策目标的冲突与我国目前面临的情况十分相似，因此，此间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治理通胀的经验

　　我们看到，虽然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CPI的高涨主要是发生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尽管欧美等大国通货膨胀率都超过10%，但是日本的CPI并没有超过10%。虽然广场协定和泡沫经济破灭，使得日本经济在90年代陷入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但是，日本再未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在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在经济发展方式和政策制定思路两方面经历了重大的改变，从经济发展方式上，日本成功地从“贸易立国”转变为“技术立国”，通过产业结构轻型化、提高能源利用率，使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成熟稳定的增长阶段；在政策制定思路上，日本央行总结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治理经验，坚定了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治理思路，即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总需求，从而通过负的产出缺口来减少通货膨胀压力。

　　经济发展方式和政策制定思路两方面的重大改变有效地提高了经济体面对冲击的自我调节能力，当然日本特殊的经济模式，也对其克服米德冲突做出了贡献。例如，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有效地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减缓了工资上涨的幅度，而日本地独特的银行体系，保证了中央银行、各级商业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使得日本央行可以通过窗口指导直接确定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从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直接而有效。 

　　对中国治理通胀的启示

　　中国和日本上世纪70年代经济一样，同处于赶超型经济发展阶段，并且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70年代的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我国目前也面临着国际油价的高涨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次，从国内形势来看，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下，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高端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始终远远落后，而且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种种问题，如环境污染、基础设施薄弱等日益凸显，而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70年代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十分突出，这更加剧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难。

　　最后，从政策使用来看，顺差和通胀下的中国也面临着“米德冲突”：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有三个：外部均衡、平稳物价、经济增长，而目前可供选择的工具也有三个：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理想的状态是，用汇率工具调节外部平衡，用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是，中国面临的现实制约是：

　　首先，从汇率工具来说，虽然目前人民币已经加快升值速度，但是，在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出口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会阻碍汇率工具作用的发挥。

　　其次，从货币工具来说，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单一地采取货币政策是无法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的：一旦中国为了抑制通胀而实行紧缩政策，将使国内需求减少，加剧贸易顺差、热钱流入、流动性过剩；而一旦中国为了减少贸易顺差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会加大目前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而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将对目前的中国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内外失衡中左右为难，也是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政策低效的原因。

　　最后，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往往要好于货币政策，而长期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支出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储蓄不断增加，过剩的生产力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消化，而经济增长也只能通过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来维持，这又进一步降低了汇率政策的灵活度。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国必须一方面加快汇率制度的改革，提高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灵活度，从而解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利用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需求，控制通货膨胀；最后，搭配宽松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间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即为独立的政策目标制定独立的政策工具，从而保证各种政策目标的实现。

　　我们看到，目前政策的走向正试图朝着化解米德冲突的方向前进：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持续下行调整，引起出口增速减缓，而去年年底，中央确立的2008年经济工作基调“货币从紧、财政稳健”，其本身就含有以财政手段来对冲紧缩性货币政策的风险之意。

　　此外，日本上世纪70年代通胀治理的经验表明，除了政策制定思路的转变以外，我国应当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能耗，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引导出口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此举任重道远，但是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在面对各种国际国内冲击中保持各种政策的独立性、灵活性和主动性至关重要。